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凰家人物|对话鲁迅文学奖得主纪红建:“这么大一件事,居然让我做了”


来源:凤凰网湖南综合

历时两年多,行程万里,采访14省份202个贫困村。

凰家人物|对话鲁迅文学奖得主纪红建:“这么大一件事,居然让我做了”

导读:8月11日中午,第七届“鲁奖”评选结果公布。纪红建的作品《乡村国是》,入选本届“鲁奖”报告文学奖。在这个单项上有所斩获,对湖南文学界来说还是第一次。

撰文|袁树勋 庄德通 实习生 尹家蓉

正文共4517个字,预计阅读14分钟▼

24个小时里,湖南作家纪红建接了百来个电话,近千条信息。

朋友的祝贺、领导的嘱咐、记者的采访请求……这位新晋鲁迅文学奖得主,应接不暇。

8月11日中午,第七届“鲁奖”评选结果公布。纪红建的作品《乡村国是》,入选本届“鲁奖”报告文学奖。在这个单项上有所斩获,对湖南文学界来说还是第一次。

40万字的《乡村国是》,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扶贫攻坚的历程。

最初筹划这个选题时,纪红建的很多朋友都不看好。一来,觉得选题太“正”,书不好卖;二来,话题太宏大,担心拿捏不住。

书一面世,市场销售却是出乎意料的好,特别是受到了广大扶贫干部的欢迎。出版方,已在筹备第六次印刷。“这在报告文学作品中实属罕见。”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说。

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,如此评价这本书,“有生动的故事,深刻的思想,带着温度,庄严而厚重……呈现了‘中国精神’和‘中国智慧’。”

「定了一个“大目标”」

年届“不惑”的纪红建,是部队走出来的作家,在湖南报告文学圈成名已久。他一直想写个公益题材作品。

2014年底,他参加了湖南省作协组织的“作家看湘西扶贫开发”文学采风活动,很有些触动。正好,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周熠也想做一本扶贫题材的书。两人一拍即合。

他们商量了几个月,最终定了个“大目标”——写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脱贫攻坚历史与现状的有血有肉的作品,要把大叙事和小故事、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、现实笔法与理性思辨,统统结合起来。

野心太大了,一些相熟的同行都不看好,但纪红建坚持“试一试”。

在圈内,纪红建的执着和勤奋是出了名的。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,唯一的娱乐活动,是每周末回长沙望城老家带孩子散散步。

每年,他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采访。不外出的时间,他每天早上三四点钟爬起来写作,写到7点,再拾掇拾掇去上班。他是长沙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供职于毛泽东文学院,是培训部主任,在那里有间办公室。

但这一次,定下的目标太大,光靠个人的勤奋执着,是不够的。

中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殊贫困地区,涉及680个县,几乎遍布神州大地。

“各个片区,致贫主因有差别,扶贫措施也不一样。”先期在湘西和周边省份贫困区做了些采访,纪红建对此有了直观的感受。他知道,要写一个全景式的大部头,全国14个连片贫困地区都要走到。

单位很支持,但问题是,绝大部分地区他都人生地不熟。没人引荐,谁会搭理他?

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援。

起先,一家来头很大的国有金融单位愿意提供支持,条件是,从金融扶贫的角度写。这不是纪红建想要的,他拒绝了。

踌躇许久,纪红建想到一个人——扶贫问题专家黄承伟博士。

黄承伟独著和参与完成的扶贫学术作品,有一二十部,纪红建都读过,对他很仰慕。

当时的黄,又是国务院扶贫办直属事业单位——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副主任(后调任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)。如果能得到他的支持,纪红建的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。

通过出版社朋友的关系,纪红建拿到了黄承伟的电话。他编了一条很长的短信,自我介绍、说明来意、请求帮助。

“黄博士很快回了信。大概半个月后,他来湖南出差,我们面谈了一次。”纪红建回忆,“他很支持我做这件事。”

在黄承伟的沟通协调下,纪红建的“大目标”,获得了国务院扶贫办的支持。有了从北京发往各地的介绍信,纪红建得以顺利走入遍布全国的202个贫困村庄。

「“为了生存,永不放弃”」

2016年秋天,纪红建到了广西罗甸县龙坪镇大关村。

村庄地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,上世纪80年代初,它的生态已经恶化到不适宜人类生存。当时,全村1890亩地,有1270亩是零星的石头旮旯地,分布在180多个石山垭里。1200余村民,就靠在石缝缝里种包谷为生,人均产粮130公斤,人均纯收入不足50元。

村里人六次出门找能整体迁居之处,次次都失望而归。但凡具备生存条件的地方,都有人捷足先登了。

怎么活下去?大关人想出了没有办法的办法——炸掉石头,剔出平地,“造田”。

在那个只有土炸药、铁锤和钢钎的年代,“造田”,是与天争命的悲壮事。

“首先,要把岩山的土抠出来堆在一边,再用炸药把岩石炸开。大石头用来填坑洼,砌石坎,细石和碎石用来铺面;平整后,再把原先取出的土和外面运来的土铺上,摊上肥泥。如此造一亩地,平均要搬开石800立方米,填土150立方米,投工500个,投资600元。”

“为了造田,大关人付出了血汗。1988年大年初三,复员军人王光明用炸药炸石头,右眼被炸瞎,左手炸掉三个手指。他造出的0.7亩稻田,被当地人称为‘血田’”

“村民王明华没钱买炸药,夫妻俩就用火烧石头,再浇冷水,然后用棍子撬……投工150多个,造出了三分‘火烧田’。”

“知道大关的人,都被感动了。进入90年代,各级政府开始给予支持。到1997年,村中共造田1038亩,配套修建水渠255个,种植经济作物近200万株。当年人均占有粮食580公斤,人均收入1280元,基本解决了温饱。”

……

这些细节,过去二三十年了,仍让前来寻访的纪红建感动不已。

上万公里的行程中,纪红建找到了很多类似的的故事。

贵州罗甸县麻怀村,出山之路被石山阻隔,贫苦闭塞。村里人靠着炸药、铁锹、大锤,用了7年时间把石山凿穿,凿出一条216米长、能过人的通道。又花了5年时间,他们把通道拓宽成能过车的隧道。这个故事,堪称现代版的“愚公移山”。

贵州罗甸县麻怀村村民用了7年时间把石山凿穿,凿出一条216米长、能过人的通道。

广西凌云县陇堆村,也是“地无三尺平,神仙莫奈何”。1995年,清华大学一支学生队伍来此考察,在调研报告中判定“此地不适合人类生存”。村里人不服气,他们花了20年时间,把这里变成了人均收入过万的“富裕村”。村口的石碑刻着八个大字,“为了生存,永不放弃”。

后来在书中,纪红建不止一次发出这样的感慨,“这种地方,人们都能生存下来并脱贫。那么,偌大的中国,还有什么地方不能脱贫?”

「“这么大一件事,居然让我做了”」

写这本书时,纪红建没依照时间顺序,而是把各个故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叙事脉络。开篇文章《仅仅是两个村庄的对歌吗?》,就是典型。

这两个村庄,一个是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,另一个是千里之外的福建宁德市赤溪村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赤溪村是个穷得“婆媳共穿一条裤子”的小山村。1984年5月,一个叫王绍据的基层干部,冒着“犯政治错误”的风险,写下了他对赤溪村贫困的所见所思所忧,寄往《人民日报》。

信件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出后,引发全国强烈反应。当年9月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》。一场有计划、有组织、波澜壮阔的扶贫大战,自此开启。

赤溪村,因此也被称为“中国扶贫第一村”。它位于福建宁德市。“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”上,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宁德工作时的情景。

十八洞村,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。2013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视察,首次提出了“精准扶贫”。中国扶贫史上一个新的篇章,自此开启。

两个山村相隔千里,纪红建发现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奇妙联系。他称之为“历史的对歌”,并试图在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中呈现中国扶贫的某段重要历程。

类似的宏大叙事,在《乡村国是》一书中时常可见。这种大开大合的写作手法,在报告文学中倒也不少见。纪红建的优势在于,在填充宏大的叙事结构时,他可以选择的素材非常丰富和鲜活。

两年多的采访中,他的行程上万里,去过甘肃、贵州、宁夏、广西、云南、新疆、西藏等14个省份,走访了202个贫困村庄,带回了上百万字的采访素材。他的采访对象中,有王绍据这类重要历史当事人,也有身份显赫的政府官员、专家学者,更多的是默默无闻的基层扶贫干部、公益人士、贫困户、脱贫群众……

在某个治安形势严峻的地区,他被警察拦下反复检查,因为“一看就不像本地人”。

也有那么几次,负责接待的政府官员对他的身份起了疑心——北京派来的人,为什么会用长沙的手机号码?

在贵州,他把装着笔记本电脑的提包落在“黑车”上了,里面有几个月来的采访资料。多亏包里塞了叠名片,被“黑车”司机看到了,联系他,送了回来。

这些酸甜苦辣,也被纪红建一并融入书中,成为“温度”的一部分。

如此打磨而成的《乡村国是》,被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评价为,“一部鲜活感人的‘中国故事’”,“它以一个个牵动人心的脱贫事例,展现了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扶贫开发热源,从而为中国脱贫留下了一部鲜活的形象史。”

最能理解个中意味的,大概是纪红建本人。2016年,他结束了银川的采访,坐长途大巴去兰州。车窗外,黄土高原广袤辽阔,回想起一路走来的种种,他突然泪流满面,“这么大一件事,居然让我给做了。”

 

对话纪红建:

凤凰网湖南:你花两年多时间采访了202个贫困村庄,广度是足够了,但会不会有深度不够的嫌疑?

纪红建:最开始,也有人这么提过。甚至有人说,采访两三个点就可以了,把样本写透。

但是一部宏大主题的作品,不全面深入了解是不行的。我采访了这么多,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,而是要让自己最近距离最深刻的了解脱贫攻坚一线的情况,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有代表性的情况。相比学者的调研报告,报告文学作品侧重提出精神脉络。

写作时,我也遵循了文艺作品的原则,故事不够深刻,不够典型,不够感人,自己理解不透,我是不会去写的。

 

凤凰网湖南:这是一部主旋律的作品。一开始,你有没有担心它因题材太“正”而失去现实价值?

纪红建:在筹备选题的时候,我跟文学圈的一些朋友交流,他们确实有些看法,说“这有什么好写的?就像官样文章一样,是给领导报成绩的”。

但我始终觉得,弘扬这个主旋律,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。

为什么这么说?借用黄承伟博士的一句话:经过多年努力,中国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基本脱贫了,剩下的贫困人口大多贫困程度较深,自身发展能力较弱,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、难度越大。以前出台一项政策、采取一项措施就可以解决成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脱贫,现在减贫政策效益递减,需要更大的投入,集合更多的社会力量。

感染和召集社会力量,正是文艺作品的优势。这个作品不仅重点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攻坚场景,也注意了历史的延伸,既写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,也呈现中国扶贫历史的艰巨性和复杂性,既歌颂脱贫攻坚道路上人性的光辉,也心怀忧虑,注重反思。目的就是营造一种氛围,让更多人的了解、理解、参与脱贫攻坚,也是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所在。

当然,也不能全是歌颂。这本书中,提出问题、进行反思的部分,也有相当比例。

 

凤凰网湖南:相比一些知名的农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,你这本书的反思,相对温和。

纪红建:这有多方面原因。

首先,我不主张为了批判而批判,批判应该是建设性的。

其次,作为一个作家,我希望自己尽量扮演旁观者或者理性思考者的角色,而非动不动就指手画脚。

就像书中提到的那个姓张的股长,他在扶贫一线工作几十年,兢兢业业,成绩斐然。身边所有人,都觉得他应该提拔。但限于“身份”,他就是提拔不了。我把这个故事细致地呈现出来,各路读者自有判断。

问题提出来了,至于怎么解决?如何“开药方”?涉及到专业领域,是专业人士的事。

凤凰网湖南:《乡村国是》的主题是扶贫,扶贫专家对它的评价如何?

纪红建:2017年9月,国务院扶贫办为这本书组织了场研讨会。到场的20来个专家,有五个是高校专门研究扶贫的专家。他们对书的赞誉,比在场的文学家还要高。我想,可能是他们平常做的都是枯燥的学术研究,突然接触到有温度有情感又有些厚度的文艺作品,心生欢喜。

凤眼话题▼

对于《乡村国是》这部作品,你怎么看?

[责任编辑:张桂琪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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