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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跃文:我到了四十岁 才能下笔去写我的“乡村”


来源:凤凰网湖南综合

导读:“我一直有个梦想,就是去写我的乡村。但在我40岁以前,我去想怎样写的时候,我找不到办法。”那种很熟悉的乡村生活,突然让王跃文有了一种隔膜之感,无从下笔。撰 文|庄德通

导读:“我一直有个梦想,就是去写我的乡村。但在我40岁以前,我去想怎样写的时候,我找不到办法。”那种很熟悉的乡村生活,突然让王跃文有了一种隔膜之感,无从下笔。

撰 文|庄德通

实习生|刘佳丽 赵经天

正文共5103个字,预计阅读15分钟▼

黑色皮夹克,红色格子衫,两道浓眉,额前一缕白发……对王跃文的铁杆读者来说,这是个熟悉的形象。

11月18日下午,这身装扮的王跃文现身长沙乐之书店,参加他的系列作品2018新版读者见面会。

 

现场发布的新版图书,共十部。既有王跃文早期的长篇官场小说《国画》、《梅次故事》、《苍黄》,也有经典杂文集《幽默的代价》。他的第一部历史长篇小说《大清相国》、中篇小说《漫水》,也囊括其中。

文学评论家龚旭东,与王跃文现场对谈。围绕“现实·历史·原乡”这个主题,两人对上述经典作品进行了解读。对《漫水》的探讨,放在了压轴环节。

龚旭东说,“《漫水》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” 。

「王跃文作品的“双璧”之一」

《漫水》曾获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

这是一部充满醇厚乡土语言的作品。它借助于公公、慧娘娘等“漫水人”的故事,描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依存,展现了乡村伦理在历史进程中的裂变。

创作《漫水》,有一个缘由。

2011年底,王跃文所在单位的文学杂志要恢复《湖南文学》这个老刊名,当时的主编水运宪对他说:“跃文,这是你自己管的刊物,你一定要写一个中篇,给我打头条。”

正值年底,工作很忙,王跃文就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,利用零碎的时间,走到哪里写到哪里。有时候开会内容与他关系不大,他就在会场上写。这是王跃文写过时间最长的中篇小说,前后写了一个月的时间。

对他来说,这是一个突破性和标志性的作品。

《国画》等“官场小说”的成功,让王跃文有了个头衔,“官场小说第一人”。但在王跃文看来,这个标签带给他很多困扰,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官场小说:“中国目前官场都没有,何来官场小说?”

一部被鲁迅文学奖承认的《漫水》,显然更能证明王跃文是一个优秀的“作家”,而不仅是“官场小说作家”。

 

在文学评论家龚旭东看来,《漫水》和《秋风庭院》是王跃文中短篇小说作品中的“双璧”。与王跃文的长篇作品相比,他的中短篇小说写得更加圆润,更加有味道。

「“妥贴地安放好每一个汉字”」

1996年,王跃文的中篇小说《秋风庭院》获得《小说选刊》的优秀中篇小说奖,去北京领奖时,许多评委都很惊讶他的年轻,以为他会是50岁多岁的作家。

当时的王跃文只有34岁。

写作风格和境界可以让王跃文写出超越自己阅历和年纪的作品,但是对他而言,有种题材却是年龄无法逾越的鸿沟。

“我一直有个梦想,就是去写我的乡村。但在我40岁以前,我去想怎样写的时候,我找不到办法。”那种很熟悉的乡村生活,突然让他有了一种隔膜之感,无从下笔。

直到他40岁时,王跃文印象中的乡村突然开始鲜活起来,那种熟悉之感扑面而来。他创作了很多的关于乡村的小说,包括《漫水》。

“这可能关乎人生阅历,就是你活到了一定的年岁,对生活有了重新的理解。”王跃文的小说,故事性都不是很强,《漫水》就是典型。“要我自己简单概括出来说我的某部小说写了什么故事,我概括不出来。”

那种看上去是零零碎碎的写作,却细致微妙地捕捉了那个年代的乡下老人是怎样处理人和人的关系,是如何生活的。

漫水人,管棺材叫“老屋”,管做棺材叫“割”老屋,管闻气味叫“听”气味。余公公是个手艺灵巧的匠人,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会用菊花瓣做菜当香料的人,是村子看透人情事故的智者;慧娘娘是个有文化的、善良的“漂亮女人”,她自学成了漫水的赤脚医生,因为给上一任妆尸的老人妆尸,她又成了村子里的不计回报的妆尸女人,她记得村子里所有四十岁以上人的生辰八字……

这种看似零碎的写作背后,包含的是王跃文对于文字的克制和严谨,用他的话说,就是“妥贴地安放好每一个汉字”。

“这包括对每一个词语的理解,对每一个生活微妙之处的理解。这个情节,或者说这句话,应该用哪些汉字来表达,都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《漫水》的结尾,是王跃文跟妻子一起讨论修改的结果。余公公拄着拐杖目送慧娘娘的灵棺上山:“他抬头望去,山顶飘起了七彩祥云,火红的飞龙驾起慧娘娘,好像慢慢地升上天。笔陡的山路翻上去,那里就是漫水人老了都要去的太平垴。”

王跃文说,写完一读,自己潸然泪下,“这就是妥帖地安放汉字”。

 

对话人物:王跃文、龚旭东

「“我的写作有意无意之间秉承着一种史笔”」

龚旭东:我作为一个读者,特别感兴趣的就是作为一个当初身在官场的人,你的写作是因为什么样的缘起?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?

王跃文:我刚刚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,在基层县政府工作,工作就是给县长写讲话稿。我得声明,我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公务员。我的工作很勤勉、很认真,但这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。我本能地有一种想表达的欲望:要真实地、很细微地把种种感觉表达出来。只有写小说是个非常好的办法。发表小说是1990年开始的,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叫作《无头无尾的故事》。

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国画》最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。我那时小说写得不多,每年顶多发三四个中短篇小说。这些都是杂志社约的。

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编辑叫刘稚,也是我们湖南人,她是长篇小说的编辑。她跟杂志社的编辑周昌义先生联系,问能不能约我写一部长篇小说。周昌义在后来的文章中说,他认为我的长处是那种机关的味道。那个味道支撑中短篇小说是可以的,能否支撑一个长篇小说,他也没有把握,后来还是约我写了。

我那时在机关工作,时间非常有限,零零碎碎写。有时候写了一段以后可能忙起来一个月两个月都没空,再写的时候前面写的都忘记了,从头看个三五万字再继续写。写完了以后,就发给出版社。

 

当初是刘稚跟周昌义两个人看。周昌义先看完,他马上打电话给刘稚说,没想到仍然是王跃文中短篇小说那种味道,居然把长篇小说支撑起来了,让这部作品非常结实。

周昌义讲的“味道”,就是我对我所关照的这一块现实空间细致入微的呈现,也就是一些评论家讲的某一种场域的真实生态细致入微的呈现,我是完全客观地、真实地来展示我所观察和体会到的生活。我的写作有意无意之间秉承着一种史笔。

假如我的作品能传下去(我不是那种既要当世名又要万世名的野心很大的作家),但是如果能侥幸让我的作品传下去,我也希望我们的后来人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读到一段历史。这也就是巴尔扎克的说过的: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

龚旭东:我始终认为《秋风庭院》《漫水》是跃文创作里面的双璧,是两块完美的玉璧。《朝夕之间》,我觉得是直接从《秋风庭院》里面凸化出来的。但是它本身又很圆润很温润,写了很多《秋风庭院》里面没法展开的东西,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,我想请跃文说一说《朝夕之间》。

王跃文:评论家就是评论家,目光如炬。我记得1995年到河北去参加中国作协的青年作家创作会。我很敬重的一位作家、后来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先生,一看见我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:“跃文啊,《秋风庭院》这样的小说,你写上10个,你就是中国文学的大家。”这话对我是非常大的鼓舞。

第二年,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组织过一次全国性的中短篇小说的评奖,《秋风庭院》就获了奖。

我觉得沿着《秋风庭院》这条线,还有太多的话要说,太多的故事要展现。后来,我就写了一个中篇小说《朝夕之间》作为《秋风庭院》的“前世”,后来又继续写了另外四个中篇小说,人物相互关联,故事相互接续,《朝夕之间》这个长篇是六个完整的中篇小说的合集。

您说的我的小说有温度有理想啊等等这些,在我自己来说是有意无意之间的,但真是那么一回事。比方说,《朝夕之间》中的一个主人公,叫作关隐达,官德很好,政声也很不错。因为官场人脉关系发生变化,他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这个职位上挪来挪去,最后只会落下一双大眼袋和一个大啤酒肚。

写到这些,我感同身受,好像写的是我自己。其实我那时候还很年轻。这类人物的命运是很让我揪心的。到最后,我不惜违背生活真实,让关隐达当上了市长。但让他当上市长,这在小说里面不是我的任意安排,它符合小说的逻辑。

龚旭东:然后,最后一句话是,关隐达当了市长,内心却在暗自叹惜自己的秘书:又一个诗人死了。重新开始一个新的轮回,这个留笔是很有意味的。

前面提到的《朝夕之间》,我其实读得很晚,但是《亡魂鸟》我读得很早。这是跃文创作里面很独特的一个作品,我也特别想听跃文谈一谈《亡魂鸟》。

 

王跃文:《亡魂鸟》有一个真实的缘起。

我曾经在《湖南日报》上读到一个报道,不到一千字。说的是一个当年的女知青,在农场的时候,迫于压力,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真正爱的人,跟农场的场长结婚了。

多年以后,场长为了到海外去接受一笔遗产,又跟这个女知青分手了,把她抛弃了。这个女知青后来又死于车祸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我不能忘记那个女知青,她的命特别的苦。我就想着写一个这样的小说。我的家乡,溆浦河畔,原来有一个知青农场。小时候,我不可能有生活,但那些知青喜欢带着我玩。我对他们那些人有模模糊糊的印象,我凭着记忆和后来了解到的一些真实的故事,虚构了这个长篇。小说家要有一个能力——就是对生活、记忆和对现实还原的能力。

龚旭东:那也是你的启蒙者了。

王跃文:对对对。我写这个小说,故事是虚构的,但是这种虚构并不缺乏现实来源和依据。这是这部小说创作的基本过程。我从小就听到过很多和“文革”相关的故事,记忆非常深刻。我把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关于“文革”的故事,都通过艺术处理写在里面去了。

「“一个作家要有自己写作的腔调”」

龚旭东:《亡魂鸟》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批判性。跃文直接把他的很多的杂文文章原封不动地拿过来了,这个在你创作里面是少有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呢?

王跃文:这完全不是为了偷懒。书中的主人公郑秋轮也是一个作家,他这个形象在表达某些情感某种情绪的时候,需要这些文章。我自己把自己的文章拿过来,总不算剽窃吧?(笑)只要文章和人物的衔接做到天衣无缝就可以。

龚旭东:其实跃文的杂文是非常精彩的,非常锐利,这个我是有深刻体会的。

这个时候爆个料,现在没有问题了。曾经有一段时间,王跃文的文章是被封杀的,名字都不能用。恰恰那个时候,跃文又写了一批随笔和杂文。

可是又要发表,该怎么办呢?我就说用一个笔名吧。后就给他取了一个笔名“浦人”,他的随笔和杂文出了一个专栏。为什么叫浦人呢?因为他是溆浦人,所以就叫“浦人”了。

王跃文:有那么一两年,我的处境有点尴尬。当时旭东在《三湘都市报》编文学副刊,他们当时约我开一个随笔专栏。我要出门旅行,一次性交了一二十篇出去了。回来以后我看到文章发表了,署的不是我的名字。我就打电话问旭东,他就告诉了我这个事情。

龚旭东:当时不允许见“王跃文”这三个字。

王跃文:很感谢我的读者对我作品的喜爱,几年以后我在定王台签名售书,有一位70多岁的老读者,拿了一本杂志过来,对我说,王老师,我今天想向您确认一个事情,浦人是不是就是你呀?我说是的。

原来,他把我在《三湘都市报》发表的所有杂文都剪下来,做成了一本剪报。我当时大为感动,也就是说我的文章是有我独特面目的。

我不是说我写的有多好,是说一个作家要有自己写作的腔调,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韵味,这是非常难的。喜欢我的读者,看出来我的文章了。这说明我的文章还是有独特的风貌。

「《大清相国》,原本是个剧本」

龚旭东:说了现实以后说历史。跃文的《大清相国》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了。对我来说,我最感兴趣的是《大清相国》的有3万多字的增补。有什么样的增补?这些增补基于什么样的考虑?

王跃文:这个修订和增补在故事上没有本质的变化。

朋友们可能不知道这部小说最早创作的缘起,它是一家影视公司约我写的剧本。写完了以后,当时拍摄的政策环境不成熟,暂时就搁置下来了。

当时有出版社找到我,说要把剧本改成小说。最初我是不肯改的,因为剧本改小说的难度很大。我对自己是有要求的。

他们就跟我开玩笑说,你要是不改,如果剧组没有征得你的同意,擅自出版,那个时候你就打官司去。

我一想,确实存在这样的风险。因为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情,于是我就以剧本为基础,把它改成了长篇小说。

 

改的难度相当之大,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。这部小说2007年出版以后,差不多十年间,一直卖的很好。但是我也越来越觉得,有些地方需要做修订和增补。

比如说,古人有名有字,但当时写剧本的时候,交代起来太麻烦。一般的读者也读不出毛病。所以,我在剧本里是有意识地把这些东西忽略了。但作为一个小说,必须要说清楚。我在修订的时候,把所有的人物的名和字都区分开来。平辈之间或者下辈对上辈只能叫字,不能直接叫人家的名。

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讲过的,要妥帖地安放好每一个汉字。写剧本在文学描写、人格性格刻画、语言文字等方面,不需要那么细致,因为还需要演员通过表演再创作。但是作为小说,很多方面必须要补充。所以,我对《大清相国》从头到尾做了细细梳理和推敲。这些工作的结果,就是这部作品的文学品格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。

龚旭东: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跃文作为一个文学家的严谨,一个艺术家的严谨,也更让我们期待重读《大清相国》。

 

[责任编辑:石凌炜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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